48、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政府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对此，中共中央作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此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开展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活动，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战役，把敌军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为停战谈判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又经过两年的时间，中朝军队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侵略者的反革命两手，终于迫使美国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39.7万多人，击毁敌机、敌舰和缴获各种战略物资无数。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鼓舞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49、西藏和平解放

朱德、李济深、周恩来等到北京车站迎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坐者第5人为阿沛-阿旺晋美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西南地区之后，开始准备向西藏进军，考虑到西藏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因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原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派出代表，并在昌都部署藏军主力。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藏军主力，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于5月23日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50、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３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１９５２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８３０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４０％，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３６００余个。
　　１９５２年冬至１９５３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８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又于３月２６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４月３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４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次谈话，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５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１９５４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９．５万个，参加农户达１７０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４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形势，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１３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２２．５万多个。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１９５５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６０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１９５５年４月，合作社发展到６７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５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１月１０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３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４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１９５５年７月，全国原有６７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６５万个。
　　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１５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１９５６年发展到１００万个社的意见。６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１９５６年合作社发展到１００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 加速发展。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６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１９５８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３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１９５６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９６．３％，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８７．８％，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51、“三反”、“五反”运动

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三反”运动指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1951年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开始了 。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发出的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是和社会上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互相勾结进行的。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为了保证“三反”、“五反”运动健康发展和取得更大成效，195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3月5日毛泽东提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5条基本原则和划分私人工商户的5种类型。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52、万隆会议

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1955年4月18日--24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地区举行的没有殖民主义者参加的第一次历史盛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在大会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各国普遍接受，为会议成功奠定了基础。亚非会议是亚非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53、“大跃进”运动

1958，河北怀来，人民公社社员吃“大锅饭”。

1958，宁夏石咀山，土法建造的小炼钢炉。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54、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举行

庐山会议旧址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55、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一席诚恳而幽默的话语，活跃了会场的气氛 1962年1月27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会上别有用心的发言也妨碍了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

       56、“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１月８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１９７１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