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李先生来到天津某版画与国画复制企业考察。半年之前，他刚刚成立了一家艺术品复制公司。

　　在天津，李先生惊讶地发现，他所考察的企业，复制品订单多得做不过来。这些复制品，每件市场售价为1000元至3000元，主要作为礼品销往全国各地。本次考察，李先生不虚此行，除了解了行业与企业外，顺便也签下了这家公司的部分订单。

　　此前，李先生的公司只复制过3幅画，这些画的原作在拍卖场上每件价格都接近亿元。复制属于限量制作，不过几十幅，由于仿真程度较高，每件制作费为几千元，流通到市场上，售价在万元上下。有些人认为，这些复制品原作价值高，它们的市场价可以卖到二三十万元。事实证明，3幅画的复制利润比天津签下的这批流水作业的订单还要大。

　　如今，文物艺术品复制已经是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一部分，市场正在高速扩张，进入或者试图进入其中切分蛋糕的企业越来越多。2010年10月16日，首届中国文物复仿制论坛在西安开幕，陕西将要建设全国最大规模的文物复仿制基地。在很多人看来，文物艺术品复制还是一片“蓝海”。

　　记者调查发现，在目前博物馆、拍卖行、画廊等机构的交易记录中，具有编号、限量印刷的高仿真书画复制品的价格都在万元左右，且行情十分稳定。2009年12月20日，北京保利的一场复制品小拍中，聚集了这一年的拍卖明星：吴彬的《十八应真图》、齐白石的《可惜无声》、曾巩的《局事帖》、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这些复制品均为100印次。最终，吴彬《十八应真图》复制品拍出最高价，以1.68万元成交，曾巩《局事帖》复制品价格最低，为3360元。

　　然而，看起来红火热闹的行业，背后却危机四伏。在市场上，既有标价100多元人民币的丝绢材质高仿王羲之《兰亭序》，也有标价几十万元的吴冠中绘画复制品，巨大的中间差价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汹涌而来的艺术品复制浪潮，业内有人放下话来：如此下去，艺术品复制将是“死路一条”。这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

　　吴冠中“定位”百雅轩

　　在艺术品复制领域，百雅轩无疑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2007年12月，在“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上，由北京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无偿捐献的两幅限量签名“丝网版画”《交河故城》和《地中海的宁静》分别以108万元和20万元成交。

　　2008年3月，一场“吴冠中走进798”的展览引起轩然大波。展品中除了48幅吴冠中在2007年的最新创作之外，还有33幅由百雅轩制作的吴冠中限量“丝网版画”，包括其代表作《交河故城》《紫藤》《大宅》等。此次展览，由于展品售价大多在1万元左右，又有吴冠中的签名，因此成为当时798最卖座的艺术品。4月，吴冠中画展走进成都，售价为10万元的《交河故城》“丝网版画”被抢购一空。

　　2008年秋，广州某拍卖会上，同样一幅《交河故城》“丝网版画”估价高达38万至48万元，但最终流拍。2010年夏天，嘉德在线开设吴冠中“丝网版画”专场拍卖，《交河故城》“丝网版画”的标价为22万元。

　　然而，就在百雅轩将“丝网版画”做得风生水起之际，版画家应天齐在2008年8月公开质疑百雅轩，认为其丝网制作出来的仅仅是印刷复制品而已。清华大学美院教授代大权也赞同应天齐的说法，认为，百雅轩只是使用了版画的印刷属性，印刷和版画不具有等号关系。

　　应天齐的抨击被媒体解读为“应天齐PK吴冠中”，但应天齐却表示：“我不认为我和吴先生在版画方面的理解一定会有分歧，相反，我发现他对于自己作品的复制定位是清楚的。在百雅轩出版的画册当中，吴先生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是‘复印、克隆’……”问题因此变得有趣了，如果应天齐和吴冠中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吴冠中和百雅轩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吴冠中到底是怎么想的?

从2006年开始，百雅轩每年为吴冠中编辑一本年鉴。这或许是编辑出身的百雅轩总裁李大钧的职业习惯。年鉴编辑的一个好处，就是吴冠中大量作品的数码图片进入到百雅轩的数据库中。这已成为百雅轩占领吴冠中复制市场的法宝。

　　复制吴冠中作品令百雅轩声名鹊起，财源广进，这当然和吴冠中本人的支持密不可分。然而，2009年11月，与百雅轩一直合作授权复制画作的吴冠中，在去世之前将自己作品的全部印刷复制推广权交给另外一家画廊。吴冠中还特意嘱咐这家画廊的掌门人：“复制品定价不可过高，且需明示此为精印作品而不是所谓的版画，不得混淆印刷与创作的概念。”

　　对于复制品在艺术品市场中的定位，吴冠中的理解可谓深入骨髓：他生前捐献大量作品给博物馆，满足的是艺术品的收藏功能;把作品投向艺术市场，满足的是艺术品的投资功能;授权复制艺术品，则是希望可以满足艺术品的审美功能，让优秀的艺术品可以装饰普通百姓家庭。

　　百雅轩在短期内获得了商业手段的成功，但显然并非吴冠中先生本意。一位曾在百雅轩工作过的朋友告诉记者，在进入百雅轩之前，他认为百雅轩是个高端画廊，但当他看到那些“丝网版画”价格不断翻番，就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不明白这些复制品怎么可以卖到这么贵，包括一直以复制品价格销售的珂罗版和综合版，画廊也从来都是以“版画”名义销售。

　　有业内人士认为，百雅轩的掌门李大钧显然更长于创造概念，在大家对复制品与版画的概念尚搞不清楚的时候，用制造概念赢得市场，但这种做法并不足取。今天的百雅轩，比以往更积极地发掘新的艺术家，频繁出现在各大拍卖行，扩大原创艺术品收藏。应该说，在原创基础上，以复制品作为辅助手段推广，这是画廊的正途。

　　复制品为何被扭曲为赝品

　　“对于一般质量的艺术品复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满大街都有的图文复制店铺，只要有生意来，几乎任何一个印刷企业都可以做。你甚至可以把它想象成盗版书市场。”这是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艺术品复制委员会主任高英凯对艺术品复制市场的概括。艺术品复制技术门槛之低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而与中国书画印刷相比，油画直接印到亚麻布上，材料更好控制，而且色彩绚烂，有缺陷也好隐藏，因此，油画复制就更加容易。

　　高英凯曾经在一个博览会上看到同等质量印刷的两幅复制品，分别由两家公司出售，一家定价为5000元/幅，另外一家定价为1万元/幅，结果竟然是定价1万元的出货率更高。目前市场上的复制品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价格最为昂贵的1∶1高仿真复制品，这些作品一般限量印刷，为了好看，还会修补好古书画残缺的部分;第二种是价格稍微低一点的高档礼品，一般配备高档礼盒包装;第三种是价格最为低廉的装饰品，其制作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可以媲美上万元的高仿真艺术品。

　　不过，高英凯指出：“目前这些印刷复制品尽管看起来有‘乱真’的感觉，但是却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保存期短。对于印刷用墨，印刷企业是不承诺保存期限的，承诺者是制墨厂家。”印刷油墨的保鲜期限一般是三到五年，之后就会逐渐褪色。目前，很多高仿字画制作完成后，会再进行后期处理，这样就可以保存更久。当然，这种处理会增加成本。

　　对于中国艺术品复制市场来说，1∶1原尺寸大小占据了主流。如果按照复制品的本来功能，即用于学院教学、研究所研究、居家装饰等用途，似乎不成问题，但中国特色的复制业，却引发了艺术品市场的混乱。

　　2010年9月，郝惊雷将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告上法庭。郝惊雷称，在2010年5月15日嘉德春拍上，他花20万元竞得的3幅字画均为印刷品。郝惊雷曾经在琉璃厂开过一家画店，并且从事书画收藏超过10年。郝惊雷认为，3幅字画是在喷墨打印的基础上再用笔墨勾描，与原作几乎一模一样，一些细微的笔触也被复制下来。真正的绘画作品，在不着墨的地方没有墨点，但印刷品由于多次印刷，空白处呈现明显的“版脏”。

印刷专家林怡洪鉴定过这3幅字画，认为字画“纸张是现代印刷用纸，清中期不可能有这种纸”。而嘉德公司提供雅昌印刷公司的鉴定称，3幅字画非印刷品。雅昌鉴定人员认为，目前艺术品复制，主要有喷墨打印和木版水印两种印刷方式，3件拍品不属于这两种印刷方式。此后字画被法院封存，因为没有权威机构鉴定作品是否为印刷品，此案至今未果。

　　看起来，中国艺术复制品再次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怪圈。那么，对于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外艺术品市场来说，这一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记者了解发现，国外的艺术复制品在艺术品市场中可以达到70%的份额，其所承担的功能就是艺术的大众普及。这一点和吴冠中“满足艺术品的审美功能，让优秀的艺术品可以装饰普通百姓家庭”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是，国外艺术品复制与国内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国外并不热中制作1∶1的高仿复制品，而1∶1却是国内的主流。“买1∶1的复制品，怎么可能?”一位对国外艺术品复制有所了解的朋友对记者表示出了惊讶。

　　为什么不制作1∶1的复制品?答案很简单，就是没有人会做出1：1的授权，艺术家对于1∶1有着高度谨慎，这一点意识是我们国内所普遍欠缺的。对于艺术品市场来说，保证复制品与原创作品的区别至关重要。而版权，这才是艺术品复制的真正核心问题。

　　真正的问题：版权

　　2008年11月13日，北京海淀区法院，一鼎轩与故宫博物院联合将天禄阁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告上法庭。一鼎轩总裁吉平被公认为艺术品复制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他目前却遇到了棘手的难题。

　　从2001年开始，吉平就不断出入故宫，期望拿到故宫所藏古书画的复制授权。最终，故宫决定与吉平合作，将古书画精心挑选、摄影、调色、看样，进行复制。“一鼎轩”这个企业的名字，是吉平前脚跟故宫签完授权合同，后脚接着注册的。之前为了让故宫满意印刷质量，他买下了一个印刷厂，并尝试了多种印刷方式。

　　直到2004年，一鼎轩精心制作的书画高仿品才进入市场。然而，随着复制品市场向好，一批与一鼎轩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也出现在了市场上，且售价要低很多。以宋徽宗《听琴图》为例，故宫授权的《听琴图》售价为8000元至1.2万元，而未经授权的《听琴图》在市场中只卖400元。这批未授权复制品的制作者即为天禄阁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然而，被告方天禄阁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律师却振振有词，称涉案美术作品的复制品不是《著作权法》中所称的作品，不囊括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中。虽然《听琴图》原作作者宋徽宗享有著作权保护，但是此作品距今已超过1000年，属于公有而非国有。故宫博物院所拥有的，只是宋人作品原件的所有权，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展览权。原告和被告有平等的权利以复制的形式对其利用。该案至今悬而未决，吉平想讨一个说法的想法也落了空。

　　法律上对于版权解释上的缺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今天古书画复制品的泛滥。对于当代书画家来说，至少授权还可以作为法律依据，而古书画则无法可依。今天的市场上，《听琴图》的高仿丝绢版几十元钱就可以买得到。

　　这样一种状态之下，在中国开创了古书画复制并在业界曾享有盛誉的日本二玄社几乎被逼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70年代初，台北故宫博物院委托日本二玄社独家仿真复制其代表作。二玄社为此研制了一台长5米，高、宽各2米，重达3吨的硕大摄影机，进行同比例摄影、电脑制版以及8至12色的高精度印刷，并引入了特殊研制的纸和绢。一个从事印刷设备制造的企业转型之后，就此成为中国复制业的偶像。今天的一鼎轩也好，百雅轩也好，效仿二玄社的印记清晰可见。

　　不过，二玄社复制的古书画一样没有逃脱盗版的问题。作为日本企业，中国内地博物馆古书画的版权，二玄社又很难得到，所以近10年来，二玄社只有通过与中国内地复制业合作才有新的版权进行复制。

　2010年8月底，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二玄社面临破产，有可能被另一家以印刷与复制著称的中国企业雅昌收购。截至记者发稿，二玄社的易主问题还是没有最后的确切消息。而雅昌方面对记者表示是，他们一直在努力收购，但目前还有一些法律问题无法解决。有分析认为，版权问题的牵扯可能仍是所有问题的核心。

　　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昔日二玄社的技术优势早已荡然无存。在2004年之后，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设备及耗材、研制的纸张比二玄社更加接近真品。以往二玄社用的是胶印，油墨会反光，失去中国画的韵味，而目前中国企业已经突破这一点。二玄社的衰落并不多么意外。

　　至于盗拍与翻拍，也不再像以往想象中的粗陋不堪。对此，高英凯说：“有的企业的确是在盗版人家复制的书画，按照道理来讲，这样翻拍的东西，信息会损失，你总没有人家第一版拍得好吧?可是，现在电脑技术很发达，稍微调整一下，只要认真做，印刷出来的东西其实看不出来。”

　　任何人只要花几万元买个印刷机，就可以把古画惟妙惟肖地印在各种材质上，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拼技术几乎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科技的日新月异足以抹平任何工业差距。深谙印刷之道的行家，因此对于中国1∶1艺术品复制的前景并不看好。“市场一大，单纯做复制，必是死路一条。”吉平对此深有感触。

　　理论上说，无论是一鼎轩也好，百雅轩也好，雅昌也好，真正可以在行业立足的根本不在技术上，而在其数据库。对这些企业而言，数据库的自我保护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未来的复制之路就会走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