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美好、无目的
李多钰:你之前出过一本书叫《无目的美好生活》,江湖上对你的评价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包括开这个店,你觉得这不按常理出牌跟你的“美好生活”是不是一回事。
洪晃:我不太知道江湖上的这些说法,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任何人都有他不按常理出牌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那个无目的的美好生活的唯一的宗旨就是做这件事是不是快乐。比如说刚才我们一个马来西亚人,在我们店里买首饰,聊了两句,他说,你们做的真的是一个宏伟的、有社会、民族意义,贡献特别大的一件事。我说,哦。他说,你们是怎么想的?我说,其实我们没想。
李多钰:他的职业是媒体人吗?
洪晃:不是,他就是一个做首饰的设计师。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这个就是典型的无目的生活的抉择。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第一没做任何预算,我们需要多少钱,多久能赢利,这些都没多想。我就知道店面装修差不多要将近200万。我跟两个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咱们一家出100万,把钱财给我提过来。没有做任何的预算,表格呀、计划呀、未来呀都没有。初衷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跟踪中国设计师已经四五年时间,然后发现,其实他们已经不缺媒体报道了,最缺的是一个能跟消费者见面的平台,跟市场有接触,就是能够卖东西。跟媒体混的时间越长,他们也越浮躁,没有耐心好好做设计了。其实开这个店,也就是一拍脑门的事儿,把所有资源就往里头一拱,我跟三里屯village的开发商太古的人说你们得支持,支持中国设计师有好处。他们说好好好,我们支持。
李多钰:你没跟他们说,我们在做一项很宏伟的事儿。
洪晃:没有,我跟太古的老总倒是挺熟的,他说你帮我想想,怎么样做点儿市场上的炒作?能够把三里屯北区炒红了?我说,我也不算会炒作,也不擅长做市场活动,但是我有一件事,如果你让我在北区开一个中国设计师的概念店,肯定会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因为没有人开过。报道会带来人气,我说,咱们能不能曲线救国一下。
李多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的影响力那么大,似乎应该去关注更主流更大众的东西,但是你反而会更愿意做独立设计师的教母。为什么?
洪晃:我能做什么更主流的呀,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决定都是一种选择,我可以做这种小众、偏门一点的,或者我可以选择主流、大众一点的。但是那主流大众不容我选择。
李多钰:包括你一手创办的杂志《世界都市Ilook》,原来是关注服饰的,但是现在好像更偏重独立设计了?
洪晃:因为我没有选择,大部分的时尚话语权根本就不在中国,在国外。所以你要是跟着别人屁股后头说话,人家放屁,你闻味儿。我与其闻别人的味儿,还不如自个儿放屁,对不对?真的就这么一理论。但前提是说,我要憋响屁,也得是中国设计师,别的地方的人我也见不着,人家时尚女魔头,三天两头可以跟设计师聊个天,吃个饭,设计师都会给个面子。那我要说,我明天我想飞巴黎去见一下卡尔•拉格菲尔德,我找谁去啊?想见一下得费多大力气啊,连他的手机电话,我都没有。但我在中国,要见中国设计师UmaWang,我只要打手机说,我明儿到上海来找你。大家都在找自己的定位,你的定位和区别肯定是你的长处,不可能是短处。国外的杂志有母版,有各种渠道,国际上最前线的精英都够得着,但是我能看见、接触到的就是中国最有潜力的一波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是未来最大的服装市场。这个潜力是跟着市场走的,而不是一个设计师的潜力和才华。很多设计师可能很有才华,但跟市场沟通不好,也没戏。
贪恋之下,没有品牌
李多钰:在一定程度上,你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培育这个市场,你对它的预期是怎样的?
洪晃:我这人就不太爱做计划,我也想5年、10年,我就发财了,我就成了这个市场的缔造者了,我不做这样的打算。我做事的时候,就考虑两件事:一我喜欢不喜欢?干这件事,我享受不享受?给别人写软文、闻屁,是我最不享受的一件事。但是跟中国设计师玩儿,我享受。老跟这些年轻的设计师在一起,他们还告诉我,这件衣服我这是怎么想的;我又看见了什么东西;这是我的灵感墙;你看新来的材料,多好;这是我在巴黎市场上买的30年代的巴黎生产的布料,那时候他们就想做太空服了,诸如此类,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实,营养非常多。好玩不好玩,是我干所有事情的原则,不好玩,我坚决不干。
第二考虑的是,它有没有可持续性?我真开了这个店,是开3个月就倒闭了呢,还是各种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能够把它做下去。哪怕苦一点,或者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我还是能把它做下去。我看的不是一个短期利润状况,做这种店和做杂志,我个人的感觉,只要你不是太图短期利益,不想当暴发户,长期利益应该还是可以的。而且有好多事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李多钰:你觉得目前这个店铺,主体消费人群是什么,他们的特点呢。
洪晃:我们基本上分两波,一波是差不多年龄40岁左右的,成熟、收入比较高的女性。她们有一些对休闲或者场合上服装的需求,这些需求,可能原来是在一些名牌店解决,但她们也希望尝试一些新鲜的,不撞车、独特的设计,也很享受去发觉一个适合自己的中国设计师的过程。我们经常组织设计师和顾客的小的聚会,在一起交流创造灵感啊,这也是服装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波人是我们最主要的消费群体,
第二波人主要是年轻的,非常时髦的人群,他本人可能是从事设计、编辑,是创意产业里的一员,我说的第一波人消费的范围基本是一件在5000到15000左右。年轻的那波,消费一件差不多300到1000。
李多钰:店里这些产品的价格是怎么定的?
洪晃:我们和设计师大部分都是以寄卖的形式合作,所以我们不是买手店,价格都是他们自己定。
李多钰:现在的销售状况怎么样?
洪晃:我们从第一个月就没有亏过钱,说实话,需求比我之前的估计要大。
李多钰:其实国内还是有一部分这种消费需求的。
洪晃:中国人对品牌消费的意识已经有了,我也看了很多中国设计师的设计,并不比国外的差,他们可能就缺一点资金,不知道怎么建立品牌。可能需要从加工、材料和制作上再精密一点,这都不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现阶段就是熬,只要能够维持下去,会有明天,只要他不是想着马上赚钱,买车买房就没有问题。我觉得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图短期利益,要立竿见影,比如杂志,投资人一般第一年愿意纯投入,第二年就得持平,第三年得开始赚钱,这怎么可能呢?
李多钰:国外都需要10年到20年的周期。
洪晃:要不然就是特别短期的,你赶快做,使劲做,做的特别大,然后再把这东西上市了,咱们赚那个钱去。我觉得中国之所以没品牌,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是因为中国人太贪了。我们太看中钱了,钱要是不能换来你想要的东西,钱是什么?就一张纸。
李多钰:到最后,你到底在做什么意见变得不重要了,关注的就是钱,资本的增长。比如说,你做一个电影节,本来是为了高兴,大家一块儿看个电影,应该是公益性质的一个东西,有些国内电影节真能把人吓着,看个电影还要过安检,一系列程序,完全不像是大家一起玩的感觉了,还有音乐节也是,都是以前的好玩,现在越办压力越大。
洪晃:都要赚钱。
尊重,让手工艺传承
李多钰:我听说,这一两年你在国外走的也挺多的,时装周,看独立设计师啊。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人的本土奢侈品品牌活得还不错,你觉得中国和日本的情况相比怎么样呢?
洪晃:中国和日本最大的区别是,日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手工艺作为支持,是非常专业化的,中国的那批人已经彻底废了,被我们的改革开放给消灭没了,匠人完全变成了工人。大师级的人特别少,裁缝倒不需要大师级,是传统手工艺,比如日本的武士刀,铁是怎么炼的,怎么打磨,工人会为自己的手工艺而骄傲。这种价值感和对手工艺的尊重是所有国外奢侈品牌能够生存的根本。你要去卡地亚高级珠宝制作的地方看,一个50岁的老头子,30年干的就是抛光这一件事儿,拿几根棉线套在眼儿里头,来回拉,每天就是干这个,但是他特别骄傲,“我是全世界最好的抛光师”,他工资也挺一般,但是他对这个身份、技艺,骄傲无比,中国人就没有。
李多钰:咱们的传统手工艺很棒,但到今天能够传承下来的不多。
洪晃:手工艺人为什么消失,就是因为文革,把所有好的给帝王将相用的,全给拔了。这是第一波,从政治上否定你,手工艺人心态上就绝望了。
第二波,比如傣族农村里头绣的那些东西,特别漂亮。来一个温州商人,一看,不就是绣个蝴蝶吗?我回去拿机器,照着样子弄起来,各种旅游景点一上货,没有人能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奶奶的孙女儿也会觉得学这手艺有什么用,我去打工去就完了,手工艺的传统就这样没了。真正一个奢侈品牌的建立,它背后肯定是要有很好的手工业基础,它的艺人、师傅、工匠必须为他们的工艺感到骄傲、自豪,这骄傲的背后并不是因为他的报酬很高,而是社会对他们这些人的重视和承认。
没有买手,何来时尚
李多钰:在美国或者日本,类似这样的店是怎样的定位?他们也是采取自己开店的模式,还是采取类似百货公司的方式接待消费者?
洪晃:中国和外国的设计师面临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国没有买手。中国的百货公司全是房地产商,全是靠租地方盈利,就是说,我租你一块儿地方,你摆着去卖。在国外,百货公司,像这全都是人家有买手的,就是我来买你的东西,是真金白银付钱的。
李多钰:所以在成熟的买手制百货商店中,独立设计师也是有机会的?
洪晃:对啊,但中国是没有买手的,也没有买手制的百货商店。中国的零售体制是跟国外不一样的。国外的时装秀,2月份的时装秀,肯定做的是冬装,因为它是订购会。2月份订的是今天秋天的货,8月份订的是下一季春装。所以国外的时装周是有一个特别实在的商业功能在的,中国的时装秀就完全是玩。
李多钰:没有买手制度,对设计师来说是很致命的?
洪晃:对,虽然国内可能有像5号,还有栋梁这样的小店,但是这两个小店绝对支撑不出来一个时装周。不像美国的一个百货商店,在整个美国可能有几百家店,你光把号买全了,就是一个很大的订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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