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不干胶标签印刷从起步、发展到现在的小有规模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而今，不干胶标签行业从上游供应商到下游的终端用户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并以年均15%～20%的速度高速增长着。这样一个新兴的产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过哪些问题? 是否有某些值得改进和借鉴的地方让我们来学习?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来到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不干胶标签的起源地——天津，一探究竟。

　　为了理清不干胶标签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于2011年7月上旬专访了天津印刷集团公司当年参与引进、吸收、消化和推广不干胶标签印刷设备的刘永泉先生。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位老者，国字脸，略微有点胖，但是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如果不是事先已经知道了老人家的年龄，记者是决不会相信他是一位已过八旬的耄耋老人。他是将毕生经历投入到印刷行业的前辈，一位率先将不干胶标签引进中国的参与者。采访这样一位老者，让记者油然而生了一种崇敬。

　　13岁时走进印刷行业

　　1943年，当时只有13岁的刘永泉老人，由于华北老家衡水地区受灾严重，家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闯关东去了东北，在当时奉天(现在的沈阳)开始学徒搞印刷。13岁，一个在当代人眼中还是天真无邪的懵懂孩童时代，刘永泉老人却已经开始进入工厂成为了印刷工人，并由此开始了他长达68年的印刷生涯。

　　1947年，刘永泉老人离开当时战火纷飞的东北，徒步走着回到关内，到天津投奔自己的亲戚。亲戚了解到他掌握印刷技术，便劝说本想重新回乡务农的刘永泉留在天津找工作。刘永泉老人思量再三，最后接受了亲戚的建议，留在天津进入了一家当时天津数一数二的大印刷厂做工。这个决定，让刘永泉老人与天津印刷的发展、与标签印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天津解放。刘老所在的工厂在当时划为“敌产”，被收归国有，这个工厂与其他一些小印刷厂合并，共同组建了天津税务局印刷厂，专门印制统一发票。刘老正式成为一名国营印刷企业的员工，继续从事他的印刷工作，直至退休。

　　刘永泉老人学徒时学习的是凸版印刷。事实上，从解放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凸版印刷一直是中国的主流印刷技术，当时的印刷机也远没有现在的印刷机那么先进。据刘老回忆，虽然天津在旧中国是个工业城市，但是印刷技术却相对落后。刚解放的时候，他所在的印刷厂使用的是简单的平压平或圆压平式凸版印刷机，每小时的印刷速度几百转。

 　　天津税务局印刷厂在当时算是大厂，几经并厂之后改成天津市第一印刷厂，人数过千，不过设备依然落后。刘老在1956年被厂领导调到技术部门，专门从事技术应用方面的工作。由于学习上进心很强、工作认真负责，厂领导把他送到天津市技术业余大学深造，结业后在天津印刷机械厂任厂长近十年之久，所以对印刷技术和印刷机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来调到天津印刷集团公司任动力设备科长，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负责下属各工厂的设备维修改造及管理工作。

    结缘标签印刷 带动不干胶发展

　　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永泉、张士鹏、王宣章三人开始接触标签印刷。天津最早引进不干胶标签印刷设备是在1980年。刘老回忆道：“客观的讲，那时候我们根本不懂得不干胶是怎么回事，这还是我们天津印包集团的经理、书记，他们是内行，看到不干胶标签这种产品之后觉得有发展前途，因此决定引进相应的技术。当时我们集团下面有一家叫京津焖盒印刷厂(后改为天津第八印刷厂)的小企业，总共100来人，利润也少得可怜，集团公司决定用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对这个落后厂进行改造。通过当时日本不二纸工株式会社(后改为琳得科株式会社)北京办事处的越智博通先生多方提供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和相关技术资料，引进了该公司的一整套B100型凸版标签印刷机。”

　　据刘老介绍，最初引进的这台标签印刷机是一台四色印刷机，可以进行切断、烫金、覆膜和复卷等联机加工，虽然它的印刷速度只有100次/分钟，但在当时已经属于非常先进的设备了。

　　在引进标签印刷机的时候，还必须考虑配套问题。因为印刷机要想运转起来，还需要制版、印后加工、各种耗材、承印材料等一系列的配套产品与之匹配。“当年我们搞标签印刷，即便不是首创也是属于比较超前的。那时候国内的各种配套设备、器材全都没有，所以光买印刷机你也开不起来，为此，我们引进了全套的辅助设备和消耗材料。比如，以前国内做凸版印刷使用的是铜版、锌版，这种金属板材制版需要使用强酸，污染非常厉害。引进标签印刷机的时候,我们同时引进了全套的树脂版制版设备,包括曝光、冲洗、烘干、后曝光等全部引进过来,这些设备是日本高野制版机械株式会社生产的。另外,我们还引进了模切版的生产设备,这又是另外一家日本渡边株式会社提供的。仅有这些还不成，我们又专门请天津油墨公司的工程师和我们配合，对日本方面带来试车用的油墨进行检测;也请了天津加工纸工厂的技术人员来考察，为后来在国内生产不干胶纸做铺垫。”

　　不干胶印刷在日本称自粘纸商标，香港称即时贴，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改为不干胶。刘老特别提到，对于他和他的同事来说，不干胶印刷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整个工艺全不摸门，可是又不能直截了当的和日方提出让对方教自己技术，因为技术培训是要单独收费的。怎么办?刘老和他的同事在签订设备采购合同的时候专门埋下了伏笔，他们要求日方在设备到位后必须试车进行操作表演，利用这次机会来学习设备的操作。

　　这次投资，对于天津印包集团来说也是重大的项目，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天津印包集团标签印刷项目小组的三位同志从设备的开箱开始寸步不离，每一台设备安装完毕后还紧盯试车，每个步骤要求对方进行详细的说明和交代，就这样，全部的安装和试车前后用了整整8天的时间。

　　天津印包集团引进标签印刷全套技术，在当时的国内印刷行业引起了轰动，很多印刷企业也想一探究竟。为此，天津印包集团特别组织了一场标签印刷技术交流会，邀请了国内近50多家印刷企业的技术人员前来参观学习，由此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标签印刷的技术升级浪潮，而刘永泉老人也由此与标签印刷结下了不解之缘。

    谈差距 老人感慨良多

　　在此之后,刘永泉先生又先后多次负责天津印包集团的设备引进工作，天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标签印刷的基地和旗帜。

　　采访中，刘永泉老人也根据自己的切实经历，谈了他眼中的中外印刷、印刷设备在认识和技术上的差距。

　　刘老介绍，他自己也曾经在天津印包集团下属的一家印刷机械制造厂工作过，担任这个工厂的厂长。在此期间，他和他的同事不可谓不努力，但是自己生产的印刷机械却始终不能真正的提高，质量总是上不去。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直到后来负责项目引进，与日本等国的企业接触多了，才发现了其中的根本原因：国内企业追求大而全，什么都自己搞，最后是什么都做不精。

　　刘老谈到了几件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第一件是他在与日本不二纸工机械事业部和三起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几家印刷机制造厂居然没有自己的机加工设备。“日本三起的机器很好，但是工厂很小，而且没有机加工，这在我们当时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就是我当过厂长的印刷机械制造厂也有自己比较齐全的机加工设备。而三起却没有，他们只有测试设备，进行装配测试。他们所有的零部件都是采用的外加工的方式生产。”

　　在不二纸工，刘永泉先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不二纸工机械事业部一年出几百台设备。我在机械厂当过厂长，知道出设备不那么简单。但到了人家的工厂参观后才知道，不二纸工不仅机加工是在外面做，而且他们给合作企业提供图纸进行小组装，印刷部分、给墨部分、走纸部分都组装好，这些零部件入厂之后先进行测试，然后再进行整机组装，最后进行试车。不二纸工实际做的只是最后一步。并且他们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设备的组装上，而是放到了研究上，不二纸工这样一个企业也有自己的研究所，这是很重要的。”

　　在不二纸工参观过程中，刘永泉先生还注意到他们使用的轴承与当初自己企业进口的轴承不一样，询问下才知道，这种轴承是特制的。而在第一次引进设备时，日方带来的整整一箱子不干胶材料样本，也让刘永泉先生觉得大开眼界。“当时为了试车，他们给我寄来一箱样本，什么样的不干胶材料都有，PVC、纸，光纸张类就有几十种：黏的、不黏的;防水的、防破的、易碎的;耐高温的、耐低温的、耐潮湿的…据他们介绍，光是胶水就有上百种，不同温度、不同用途都有不同的材料可供选择，算起来从那时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但是国内的不干胶材料恐怕至今也没有这么多的品种，这其实就是差距。”

　　每一家企业都强调研究与创新，利用社会分工开展合作，让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制造体系，让每一个零部件都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让产品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专业…在刘永泉老人看来，这种分工合作的结合，做专做精的结合，这种对技术追求的深入与无止境，正是中国制造业所缺乏的，也是中国机械设备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刘永泉老人的采访持续了2个多小时，随着采访的进行，记者对刘老先生的敬仰之情也愈发强烈。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但是老人对于标签，对于中国印刷的那份热爱，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减退，直至现在，他依然愿意为中国标签，中国印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中国的标签、中国的印刷，不也正是在刘永泉老人这样一批前辈的无私奉献中发展壮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