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天地地下，纸尚艺术设计展的姹紫嫣红容易让人忽略。这个把平面设计浓缩到名片和红包之间的展览无法大张旗鼓地让自己有目共睹，就好像数字时代下处境微妙的纸面设计一样。但尺寸的大小并不足以破坏平面设计对于纸质的初衷。一边是好像不曾被数字时代侵略的墨香，另一边也有印刷工艺的现代性。在大型展览泛滥的今天，这种“尺寸”的设计也算是独具匠心。

财爷派糖

       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取代的。新媒体之下，平面设计作品已经越来越少地在纸张上展现。而纸尚艺术设计展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平面设计回归“平面”。策展人陆俊毅、虞惠卿颇为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虚拟平台所不可逾越的城池——各类纸张不同的质感以及触手可及的真实性。创意纸和包装纸供应商康戴里为材质的回归提供了颇为精致的载体。纸张的千差万别、印刷工艺的创新以及造型上的颠覆都是非纸质作品所无法传递的信息。

 更可况，名片和红包这两样物件，本来就是你来我往的社交工具，它的实感和诚意息息相关。

展览入口出所陈列的红包让造型设计在传统习俗和现代商业间冲锋陷阵。香港设计师陈超宏所设计的糖果形状红包把财爷派糖的好意头完全具象化了。他不仅颠覆了正红色的独裁，还给红包的造型发起了革命。“这一款红包是当年香港财政司拿来给市民派钱的，这是第一次政府给民众发红包，讨一个财爷派糖的喜头。”设计师如是说，“这一款红包我们在12月初开始在店里出售，圣诞节期间卖了很多。很多人其实是买来装饰自己家的圣诞树。”这款红包的设计明目张胆地把传统理念和本土文化结合了起来。

陈超宏另一款“大吉大利”的红包设计也继承了其一贯的灵活风格。这一对大小不一的红包，一个以橘子为面，另一个以梨为面，形状比前者稍大一些。除了“大吉大利”的谐音之外，看似不经意甚至有些随便的大小设计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香港结婚派红包的时候要派两个，一个代表自己一个代表伴侣。红包大小一样呢，可能就只看到吉没有看到梨，但这两个红包大小不一，一眼就能看到吉和利。”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渗透通过纸张的造型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我小时候，老人家派红包就是有大有小。老人代表大，小孩代表小，有大有小就很吉利。”

“这一款小红包也卖得很好。”在诸多造型花哨的红包中，还有一款较为质朴的小红包设计。它的尺寸比其他几款都小，色彩也是以传统的红色为底，印上简单的祝福用语。“我们小时候派的红包也是小小的。因为里面数目并不多，我们派得比较广，大厦管理员看见了就会派红包，看到小朋友也会给，所以小小的正合适。”

商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反而要归功于商业价值逐渐开始被怀疑的传统材质——纸张。若非是具有真实性的纸张让造型上的设计触手可及，它带给人的新鲜感也不会如此愉悦。

展览厅深处几十位设计师的名片设计也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造型的设计。虽然还是在普通名片的长宽规矩之间，但在厚度、手感以及折叠方式上，许多设计师还是在努力寻求只有纸张才能做到的与众不同。一些极简主义的名片设计试图在材质上完成工业革命，另一些暗藏玄机的名片则是在使用感受上完成交流的使命，重叠式的造型设计以及透视感的设计都让一些名片变得很好玩。但最能体现纸张特点的还是印刷工艺上的突破。

纸张的无限可能性

此次展览中无处不在的镭射雕刻工艺，让现在纸质设计的趋势一目了然。镭射雕刻的完成首先需要真材实料的好纸张。看似气若悬丝一般的镭射雕刻如何保持牢固，纸张的坚持功不可没。其次，细致入微的设计才能使这样的造型登峰造极。

几款使用镭射雕刻的名片与红包都会有几个共同点。首先是对中国传统工笔设计的了解，极致细节的设计加上图案与名片风格总体性的把握才能让前者保持现代性的平衡，不至于陷入不伦不类的境地。再者，印刷工艺本身也有着出类拔萃的水准。

这不仅在镭射雕刻上，在其他材质的印刷上也颇具代表性。以陈宏超的几款红包设计为例，羊年的红包以传统喜庆红色为底，在面上加上植绒的卡通羊造型，让小朋友可以拥有毛茸的手感。植绒的喷射就是一道较为复杂的工序。另外发泡绒材料在红包设计上也是比较新颖的。高级纸质的优越性又再一次体现出来。“老式红包会褪色，红包上的字和图案只能用金色绘制，印刷不是很好，有点粗粗的。”因为纸张和印刷工艺的关系，设计本身就随之变得难以施展手脚。从前的红包只有上色和字体，而现在因为材料和印刷的完善，颜色、造型和尺寸的变化就有了很大发展空间。“我们使用的这种欧洲纸张，印上以后不容易掉。所以像这样形式比较传统的烫金烫银图案就可以分别印上去。”在一款以金银树设计的红包上，烫金和烫银筋络分明地组成了浑然一体的图案。

不过，对于印刷工艺的追求或许也体现了这一类平面设计的局限性。名片和红包这类特定用途的物品，在颜色以及图案上的设计多少受到了其本身性质的约束，印刷工艺的多样化为它们自己的多样化提供了帮助。但同时，质感和印刷的创新也为这类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就好像在容易褪色的红包上只有金色的荒芜一样，纸张和印刷的更大限度的选择给图案与文字设计带去了更广泛的想法。二者的悖论在画面和文字的设计上多有显现。在诸多以印刷工艺脱颖而出的名片里，也有着纯粹以色彩和文字而特立独群的设计。张软人和郭晓的名片使用了非常简单地黑白漫画设计，黑底白线的僵硬曲线有意识地做出了版画的效果。设计者略显犬儒主义的个性脱颖而出。无独有偶，Shanghai View的标识设计也有着颇为戏谑的简洁力量，极简的罗马字体加上简单线条和基本圆形所组成的东方明珠形象，配合文字定格，造成了早期游戏风格。另一侧还有一款紫色红包设计也继承了这种简单的几何造型。单凭直线与圆形的结合就塑造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群，配合更加具有几何意味的点方正，在最大限度上把红包做出了工业感。

于是，究竟是材质和印刷工艺丰富了设计，还是平面设计本身在前两者的帮助下回到了初衷，这着实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在观看甚至触摸这些设计的时候，图案与文字设计和纸质与印刷的密不可分，从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传统材料在新媒体时代下对于平面设计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创新元素。就好像陈宏超最后所说，想要设计一个黑色红包那样，平面设计的突破或许还是和其他概念的突破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