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吃”这件事从古至今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人间烟火不仅温暖着我们的胃，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贯穿着人类的饮食文化与礼仪，为我们营造着诗意的生活，更让我们从中思考诸多当下的社会问题。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即将举办一场名为《我们的饮食方式：亚洲艺术品主题展》的展览，将展出与饮食相关的亚洲艺术品。此次展览将通过展现食物制作过程与储存方式、厨具餐具的演变、饮食文化交流、饮食的仪式与象征意义等，探究古代亚洲的日常生活及饮食的文化内涵。其中展出的代表作品有中国宣德年间制作的景德镇青花瓷碗和日本艺术家山本太郎绘制的《啤酒易拉罐设计稿》。这件青花瓷碗内外皆绘有白底青花莲花纹饰，碗心绘有一朵牡丹，碗底印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官印。明代是中国饮食器具造型设计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饮食器具的造型、纹样、技艺的研究，探寻其背后造型变化的原因以及明代社会风气、饮食文化与习惯，这一展览将“我们的饮食方式”这一主题重新带回到了大家的眼前，从食物、文化、艺术与设计的角度不仅为我们展现了饮食的文化，更展现了与饮食相关的艺术发展。

饮食文化中的“吃”

清代著名文人、美食家袁枚在其所著的《随园食单》食器须知中曾写道，“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煎炒宜盘，汤羹宜碗，参错其间，方觉生色。”这亦是袁枚对食与器之间关系的概括。美食、美器与生活之美是密不可分的，器物因使用而美，美食、美器给人愉悦的时候亦传达了人们对生活之美的创造与追求。在这其中，食器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的载体，更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化、艺术、美学的追求。古人对食器设计的追求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状况，更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生活与审美的表达。此外，食器设计的变迁更是饮食文化发展的一个具象缩影。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剔红山水人物撞提匣

中国对饮食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但当时的甲骨文记载只有“食”而没有“饮食”的概念。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农耕文明的建立，从茹毛饮血到有体系的美食文化亦历经了漫长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古代中国饮食文化的诞生是从《周礼·食礼》开始的，这部记载西周时期礼乐文化与制度的典籍亦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先贤智慧的饮食之礼。古代中国的食器设计先后历经了青铜时代、漆器时代、瓷器时代，同时，伴随着分餐制度向合餐制度的这一饮食文化的转变，食器设计从种类到式样逐渐丰富起来。这其中亦体现了传统造物思想与审美风向的变迁与发展。

青铜时代的食器设计中贯穿了礼制的思想。周人重食，在饮食礼仪制度与文化的规范下，鼎（用来烹煮肉食）、簋（主用来盛放黍、稷、稻、梁等主食）等食器进而升级成为了青铜礼器的核心。鼎为奇数、簋为偶数，逐渐形成了列鼎的器用制度，即如《公羊传·桓公二年》中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这种列鼎制度中，鼎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是依次递减的。周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被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称为大牢，比天子少了鲜鱼和鲜腊；卿大夫用五鼎，称为少牢，为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为豕、鱼、腊。等级森严的礼制之下，王公贵族的生享死葬都依据此标准。

青铜食器在礼制之下不仅单纯作为食器，更被赋予了礼仪的功用，反映了等级社会尊卑贵贱，亦成为了等级制度和权力的象征，体现了“藏礼于器”的设计思想。诸如“毛公鼎”，由西周晚期毛公所铸而得名，造型端庄稳重，为圆形、二立耳，三蹄足，深腹外鼓，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鼎内铭文长达499字，记载了周代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以及毛公衷心向周宣王献策之事，并附告诫勉励之词，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是西周金文风格，气象浑穆，奇逸飞动，是研究西周晚期历史的重要材料。此外，还有西周早期的虢季子白盘，造型为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矩形四足，器口缘下部周饰窃曲纹，腹部环饰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了虢国的季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赏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此作盘以为纪念。铭文文辞优美，字体端庄，其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小贤 《我们的饮食方式》，2009

作为饮食器皿，轻巧方便的漆器比青铜更具优越性，受到了古代王公贵族的喜爱，尤其是在秦汉的贵族豪门的生活用具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进一步取代青铜器，被广泛应用在生活中。漆制食器最早的出现可追溯至尧舜时期，正如《韩非子·十过》中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从上所述，反映了漆器早期的使用情况。虽然出现的很早，但漆制食器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汉代。秦汉时期贫寒老百姓的饮食习惯是一日两餐，素食为主，分别是“朝食”（午时）和“晡食”（申时），而王公贵族是一日三餐，实行分餐制，一人一案，席地而坐，分餐而食。受到礼制的影响，汉代亦有一套严格的餐饮礼仪，分别表现在宴请宾客时座次的排列，不同阶级与年龄享用的菜品数目规定，餐具的数目规定，食品的盛放排列次序规定，以及很多沿用至今的用餐礼仪等，均与长幼尊卑以及等级次序的划分相关。正如《礼记》中所记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礼约束着人们的饮食活动，此外，这些饮食礼仪与文化均在当时出土的漆制食器的设计上得到了体现与印证。

景德镇青花碗，1455

当时漆器的产地遍布全国，分为官营和民营，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漆器生产部门，其产品种类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的饮食器具有鼎、盒、盘、盂、壶、锤、钫、耳杯、卮、樽、勺、匕、具杯盒等。继承了楚漆器传统的基础上，汉代漆器主要以红黑色调为主，辅以黄、青、绿、蓝、灰、金、银等色，纹饰上主要为云气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和人物故事纹样等，富丽繁杂、细腻流畅。在胎质上主要分为木胎和夹纻胎、竹胎、金属胎等，髹饰工艺有彩绘、锥画、堆漆、金银箔贴花、金属扣、镶嵌、雕镂、印花等，这些髹饰工艺对后世漆器工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汉代的漆器多为日常生活所用，产生了由礼器向日常生活器物的转变。这些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装饰精致的漆器是十分珍贵的器物，正如《盐铁论·散不足》中记录的，“一杯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汉代宫廷多用漆器为饮食器皿，贵族官僚家中亦崇尚使用漆器，往往在器物上书写其封爵或姓氏作为标记，以示珍重。为满足贵族阶层对生活的享受，汉代漆制食器的装饰都十分华贵，诸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套盒”，内装了七只耳杯，套盒严密，充分利用了盒体内的有效空间，在审美上，装饰图案朴素沉稳，大气磅礴的红黑色调，体现了汉代所崇尚的古朴简约之风，整体设计呈现出实用与美观相统一的设计思想。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在食器的应用上自然是十分广泛。价廉物美的瓷器逐渐取代漆器成为日渐风靡的日常餐具，同时，其发展与我们的饮食文化亦是密不可分的。隋唐时期饮茶之风的兴盛使得朝廷和民间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进而促进了越窑青瓷工艺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后因北方民族信仰萨满教，以白为尊，加之《礼记》中推崇“天子配白玉”，人们便以瓷器仿白玉，唐朝的瓷器便有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南方青瓷，如陆龟蒙所言，“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瓷胎骨薄，釉色清脆莹润，多用于饮茶酒，以盘、碗、杯、壶、盏为主，轮廓线明快、秀雅清秀。北方白瓷以邢窑最为有名，茶圣陆羽曾在《茶经》中描述其“类银”、“似雪”，其胎质有粗细之分，施满釉，釉色纯白或白中微泛青色，晚期常采用雕塑、堆贴、印花、刻花、压边等装饰手法，素雅端庄。

山本太郎 《罐头》，2011

随着隋唐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所带来的民族大融合，胡服、胡食、胡床的进入使得汉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室内家具中桌、椅、床、榻的增高，垂足而坐逐渐成为了主流的饮食体态，低矮案几不再适用。与此同时，在饮食上多样化的食材、加工、保存和食用方法使得人们也不必因食物乏善可陈而按人头分配。加之，酒肆、茶肆的兴盛，酒楼食店的大规模兴盛以及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强，也使得饮食逐渐由家内走向街道。分食制在有限空间的受限以及成本的高昂，使得在有限空间中多人围坐一套桌椅成为更为合理的选择，亦侧面推动了合食制的流行。发展至明代，合食制逐渐成为了主流的饮食方式。被礼制所明确规范的饮食礼仪的等级制度和礼教约束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逐渐被弱化，一起吃饭也逐渐成为了中国人喜欢的社交方式与情感沟通方式。在食器上，一人一餐的所用的食案和食盘逐渐变得不再流行。至宋朝以后，因合餐的逐渐兴起，碗大小适中，与筷子配合，就可在合餐中形成最简单又舒适的饮食方式，所以“碗”逐渐兴盛起来，瓷制品的物美价廉，瓷碗逐渐成为了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食器。与此同时，由于宋代观茶色与斗茶风尚的流行，促进了黑釉茶盏的生产。黑釉茶盏造型精巧大方，口大底深，胎骨较厚，釉彩凝重，黑而润泽，以建窑生产的兔毫盏最为有名，亦被称为天目釉，供不应求，弥足珍贵。发展至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讲究“雅”，随着宜兴窑和撮泡茶饮法的流行，带动了文人饮茶之风的盛行。当时最为流行的文人茶具是青花和紫砂，青花的淡雅凸显了文人对淡泊名利、清雅之风的追求，而紫砂则契合了文人士大夫对自然本真的追求。

此外，明清时期士大夫和权贵阶层中游宴、船宴等生活方式的流行使得提盒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提盒亦称撞匣，其器型与宋代的游山具相似，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将茶酒具、餐具、文具等物品分层放置，配上具有承托与提携功能的手柄，设计十分巧妙，适用于远游，可供多人餐饮。诸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剔红山水人物撞提匣，整体为剔红，每层小屉的外立面装饰有花鸟山石等图案，将其展开则是一幅完整的画面。

从传统到现代，随着社会的变迁，饮食文化与方式都在逐渐发展，对“吃”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对于当下的艺术家而言，“吃”也是一种艺术的思考方式与表现方式。诸如中国艺术家宋东的作品《吃城市》（Eating the City），是其从2003年就开始创作的系列作品，相继在安特卫普、巴塞罗那、伦敦、巴黎、北京、贵阳、上海等城市展出。一座座由饼干、糖果构建而成的“城市”拔地而起，又被夷为平地。这座城市是艺术家想象中的乌托邦城市，巧克力威化饼搭建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城市功能区”高耸入云，“商业中心”之间连接着一座座大桥。而在展览开始之后，这座“城市”则被参观者一块块吃掉。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通过“吃”这种方式，让公众开始反思“因欲望而建，又因欲望而毁”的关于城市、人、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让大家实现汽车梦的同时又带来了空气污染与拥堵，对地球有限资源的暴力开采等。

宋冬《吃城市》，2017

作家汪曾祺曾说过：“黄油饼是甜的，混着的眼泪是咸的。就像人生，交织着各种复杂而美好的味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就像一杯果汁，甜度刚刚好；就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刚好。”汪先生将“吃”这件事说的极有诗意，温暖又美好。因为饮食是连接生活与我们的重要事件，贯穿在历史之中，形成了饮食文化、礼仪制度，也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饮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吃”这件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古往今来在饮食文化与食器设计之间的关系，更让大众从“吃”的角度来思考诸多社会问题。